我说：不，比原来那个快多了，你看这钢圈，这轮胎，比原来的大多了，你进去试试。 到了上海以后，我借钱在郊区租了一个房间，开始正儿八经从事文学创作，想要用稿费生活，每天白天就把自己憋在家里拼命写东西，一个礼拜里面一共写了三个小说，全投给了《小说界》，结果没有音讯，而我所有的文学激情都耗费在这三个小说里面。 第三个是善于在传中的时候踢在对方腿上。在中国队经过了边路进攻和小范围配合以后，终于有一个幸运儿能捞着球带到了对方接近底线的部位，而且居然能把球控制住了没出底线，这个时候对方就扑了上来，我方就善于博得角球，一般是倒地一大脚传球，连摄像机镜头都挪到球门那了，就是看不见球，大家纳闷半天原来打对方脚上了，于是中国人心里就很痛快，没事，还有角球呢。当然如果有传中技术比较好的球员，一般就不会往对方脚上踢了，往往是踢在人家大腿或者更高的地方，意思是我这个球传出来就是个好球。 那人说：先生，不行的，这是展车，只能外面看，而且我们也没有钥匙。 接着此人说：我从没见到过不戴头盔都能开这么猛的人，有胆识，技术也不错，这样吧，你有没有参加什么车队?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以后我每次听到有人说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的时候，我总是不会感到义愤填膺，因为这世界上不会有莫名其妙的看不起，外国人不会因为中国人穷而看不起，因为穷的人都留在中国了，能出国会穷到什么地方去? 年少的时候常常想能开一辆敞篷车又带着自己喜欢的人在满是落叶的山路上慢慢，可是现在我发现这是很难的。因为首先开着敞篷车的时候旁边没有自己喜欢的姑娘，而有自己喜欢的姑娘在边上的时候又没开敞篷车，有敞篷的车和自己喜欢的姑娘的时候偏偏又只能被堵车在城里。然后随着时间过去，这样的冲动也越来越少，不像上学的时候，觉得可以为一个姑娘付出一切——对了，甚至还有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