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春天中旬，天气开始暖和。大家这才开始新的生活，冬天的寒冷让大家心有余悸，一些人甚至可以看着《南方日报》上南方两字直咽口水，很多人复苏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处打听自己去年的仇人有没有冻死。还有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姑娘已经跟比自己醒得早的人跑了，更多人则是有事没事往食堂跑，看看今天的馒头是否大过往日。大家都觉得秩序一片混乱。 说完觉得自己很矛盾，文学这样的东西太复杂，不畅销了人家说你写的东西没有人看，太畅销了人家说看的人多的不是好东西，中国不在少数的作家专家学者希望我写的东西再也没人看，因为他们写的东西没有人看，并且有不在少数的研究人员觉得《三重门》是本垃圾，理由是像这样用人物对话来凑字数的学生小说儿童文学没有文学价值，虽然我的书往往几十页不出现一句人物对话，要对话起来也不超过五句话。因为我觉得人有的时候说话很没有意思。 我在上海和北京之间来来去去无数次，有一次从北京回上海是为了去看全国汽车拉力赛的上海站的比赛，不过比赛都是上午**点开始的，所以我在床上艰苦地思考了两天要不要起床以后决定还是睡觉好，因为拉力赛年年有。于是睡了两天又回北京了。 我上学的时候教师最厉害的一招是叫你的家长来一趟。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很可笑的，首先连个未成年人都教育不了居然要去教育成年人，而且我觉得学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学校和教师的责任应该大于家长和学生本人，有天大的事情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还要家长上班请假亲自来一趟，这就过分了。一些家长请假坐几个钟头的车过来以为自己孩子杀了人了，结果问下来是毛巾没挂好导致寝室扣分了。听到这样的事情，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肯定先得把叫我来的那老师揍一顿，但是不行啊，第一，自己孩子还要混下去啊；第二，就算豁出去了，办公室里也全是老师，人数上肯定吃亏。但是怒气一定要发泄，所以只能先把自己孩子揍一顿解解气了。这样的话，其实叫你来一趟的目的就达到了。 后来大年三十的时候，我在上海，一个朋友打电话说在街上开得也不快，但是有一个小赛欧和Z3挑衅，结果司机自己失控撞了护栏。朋友当时语气颤抖，尤其是他说到那个赛欧从那么宽的四环路上的左边护栏弹到右边然后又弹回来又弹到右边总之感觉不像是个车而是个球的时候，激动得发誓以后在街上再也不超过一百二十。 这样的车没有几人可以忍受，我则是将音量调大，疯子一样赶路，争取早日到达目的地可以停车熄火。这样我想能有本领安然坐上此车的估计只剩下纺织厂女工了。 后来我们没有资金支撑下去，而且我已经失去了对改车的兴趣，觉得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大部分车到这里都是来贴个膜装个喇叭之类，而我所感兴趣的，现在都已经满是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