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半年那些老家伙所说的东西里我只听进去一个知识，并且以后受用无穷，逢人就说，以显示自己研究问题独到的一面，那就是：鲁迅哪里穷啊，他一个月稿费相当当时一个工人几年的工资呐。 第二天，我爬上去北京的慢车，带着很多行李，趴在一个靠窗的桌子上大睡，等我抬头的时候，车已经到了北京。 我说：你他妈别跟我说什么车上又没刻你的名字这种未成年人说的话，你自己心里明白。 但是我在上海没有见过不是越野车就会托底的路，而且是交通要道。 此外还有李宗盛和齐秦的东西。一次我在地铁站里看见一个卖艺的家伙在唱《外面的世界》，不由激动地给了他十块钱，此时我的口袋里还剩下两块钱，到后来我看见那家伙面前的钞票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就超过了我一个月的所得，马上上去拿回十块钱，叫了部车回去。 不过北京的路的确是天下的奇观，我在看台湾的杂志的时候经常看见台北人对台北的路的抱怨，其实这还是说明台湾人见识太少，来一次首都开一次车，回去保证觉得台北的路都平得像F1的赛道似的。但是台湾人看问题还是很客观的，因为所有抱怨的人都指出，虽然路有很多都是坏的，但是不排除还有部分是很好的。虽然那些好路大部分都集中在市政府附近。 当年春天中旬，天气开始暖和。大家这才开始新的生活，冬天的寒冷让大家心有余悸，一些人甚至可以看着《南方日报》上南方两字直咽口水，很多人复苏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处打听自己去年的仇人有没有冻死。还有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姑娘已经跟比自己醒得早的人跑了，更多人则是有事没事往食堂跑，看看今天的馒头是否大过往日。大家都觉得秩序一片混乱。 而我所惊奇的是那帮家伙，什么极速超速超极速的，居然能不搞混淆车队的名字，认准自己的老大。 第二是善于打小范围的配合。往往是三个互相认识的哥儿们，站在方圆五米的一个范围里面，你传我我传他半天，其他七个人全部在旁边观赏，然后对方逼近了，有一个哥儿们(这个哥儿们往往是站得最靠近自家大门的)支撑不住，突然想起来要扩大战线，于是马上醒悟，抡起一脚，出界。 我说：你他妈别跟我说什么车上又没刻你的名字这种未成年人说的话，你自己心里明白。